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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路数之必要转离本土主义的文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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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路数之必要∶转离本土主义的文化心理学宋文里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本文系初稿,请勿徵引)第三路数之必要∶转离本土主义的文化心理学
0.
《两种文化》一书的作者C.P.Snow曾说∶「『二』是个危险的数字.想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应当加以怀疑.」他在这句话中间还插上一句说∶「正因为这样,辩证法才是一种危险的方法.」但是,他这本轰动一时的科学史知识社会学著作,通篇都是建立在『二』的讨论之上.我们很难说他用的是不是辩证法,但我们可以肯定他已把科学人文知识领域之间的一大矛盾予以点明.
而在《两种文化》的三、四十年之後、我再提此书,难道当年的讨论还有意犹未尽之处这问题常常很不容易回答我是说∶假若我们拿「华人社会」来做个观察,我们很难掌握确切的说这问题已经被谈完了或没有谈完、因为我们常假定「我们」这个社会自然是全球国际社会里的一环,紧紧密接的一环,因此,那里发生什0,这里就发生什0.我有很多相关的,或说是旁敲侧击的,说∶事情绝非如此.
目前我还没打算花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拿个比较容易有共识的处境来接上这个话题,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学术圈子里、所谓的「国际接轨」一直是个难题.我们使用的学术语言(特别是学术研究的语言)是一种中英并用的语言、用英文读,用中文讲,对英文常读得一知半解,或另生新解,而後用中文口语拼命发挥,若发现言不尽义时,则乾脆夹带大量的英文辞汇.这样的语文不叫洋泾帮,而是另一种目前尚无名称的语言状态.语言如此,则对於文义的理解大抵也是如此.虽然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知识殖民的历史,才会变成这样的半吊子,但我的理解不同我的後殖民理解是说:我们的语言状态还不叫真正的双语(bilingual),但在我们的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这0接近的机会,让我们用这0特别的双语来进行教育.这是和「两种」的议题没有直接瓜葛的另一议题,但是,它和「文化」的相关就非同小可了.
对於科学,学术,研究等等事情、我们的处境、首先是∶对於其中的知识内容、我们和许多第三世界一样,常有苦苦追赶却难於迎头赶上之憾;其次则是∶我们还有另一个属於知识社会学或知识文化的问题层面,需要相当多的自觉才能理解0清、然後也才能用来引导知识内容层面的选择.
这就是我要谈的「路数」问题.我先选择我所熟悉的心理学学术领域来展开这场议论.
1. 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以下简称APA)对於这个世界的心理学者来说,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组织,其成员超过十五万人、而其中的各个次领域分会(division)看起来几乎囊括了心理学所有可能的次领域,但是,仍有些新兴的心理学活动却并未被「包含」在内而我想谈的「文化心理学」就是此其中的一条漏网之鱼.
文化心理学不但没有在APA里注册、它至今也没有成立一个正式的学术组织.唯一可以显现这种心理学者集结之所在,乃是一份创刊於一九九五年的期刊Culture and Psychology,由英国的Sage Publications出版,全部论文都是以英文发表.据我所知,目前有关文化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之主要英文作者几乎都列名在该刊物的编辑委员名单中. 和任何一种国际性期刊一样,这些编辑委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心理学者在内、而其中有两个名字一看便知是某种华人.
我特别要提这「不在APA里」和「英文著作」的意思、一方面是说,这「国际性」里头仍然有「盎格鲁萨克逊语系就是国际语言」的中心预设;另方面则是说,在「美国心理学」中、显然有些和主流不同的叛教者(heretics),破门者(defactors)存在,他们虽然是道地的美国人、也多半受过美式主流心理学的教育,但他们现在正结合许多非美国世界的心理学者、在推展一种去中心化的心理学.
正因为文化心理学还在新兴阶段,我们要想知道这究竟是什0东西时,不免会从既有的心理学脉络来寻找它的渊源.譬如说「跨文化心理学」 psychology),或是「文化与人格」论述(culture and personality)等等.在本地的学术脉络中、我们也可看到,一位现在执掌本土心理学发展任务的心理学者黄光国说∶他们所作的就是文化心理学.但是在Richard Shweder的一篇近乎独立宣言的文字中、他却明显揭橥「文化心理学不是跨文化心理学」的主张.除此之外,Shweder还说∶文化心理学也不是普通心理学(general psychology),不是心理人类学不是民族心理学」. 他的意思是说∶文化心理学不接受普通心理学里对於「心灵即是一种普世性的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or)」之论、不接受跨文化心理学所预设的文化比较标准,也不接受心理人类学和民族心理学所设定的研究对象(譬如「当地人」、「土著」、「民族」).而Michael Cole则说,文化心理学应是主流心理学(第一心理学)之後的第二心理学(second Bruner更说∶文化心理学将会成为心理学的「下一页」.事实上,以上提到的Shweder和Bruner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之中、都不是领导型的大师.这个新兴的心理学运动没有确定的典范、因此不易画出它的轮廓.但有两种方式可以说它是从何而来,第一是Bruner的∶这是在「第二次认知革命」(second cognitive revolution)之後出现的跨学科心理学,而它的影响来源包括Lev Vygotsgy的社会主义心理学,Emile Durkheim和Max Weber的社会学,以及Alfred Schutz的社会现象学.其次是Shweder的∶对於「文化」之为物的定义、是透过专研语言与文化的学者Edward Sapir的宣言而出现,而後集合多种知识社群的影响共同构筑出这样的文化心理学.要之,这是一种受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化理论知识影响而逐渐型塑的新心理学.我个人认为 Rom Harréand Luk Van Langenhove合编的Rethinking Psychology一书所描绘的那种种心理学可以综合地看成这种文化心理学之最清楚的图像,虽然是一幅拼贴图.
以上所简介的,仅是一点点趋势概要、方便我进行以下的一些论述.本文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并不是文化心理学这个学术现象,而是在我们的学术脉络中、究竟有没有可能接受,呼应或是面对文化心理学挑战的问题.
2. 我原预备要谈的大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发展出一种「具有学术主体性的文化心理学」但在本文中、由於写作时间之限,我将先聚焦於其中的一个基本面,就是关於台湾现有的本土心理学是否可以成为上述的那种文化心理学的问题.至於为什0选择「本土心理学」来作为「文化心理学」问题的对象我有个简洁的答案∶因为在此之外,我们几乎可说是别无选择.本土心理学的领导者杨国枢教授已经说过很多次∶华人社会的心理学是「彻头彻尾西化(或美国化)的心理学」、这意思应该就是说,本地的心理学流为美国化心理学的附庸、或是APA帝国辖下一些零星琐碎而没有主体性的学术泡沫、所以不太值得去讨论它的学术特性.当然,我从文化心理学萌发的过程所看到的「华人社会的心理学」还有一些不只是西化附庸的问题,而是欠缺反思性(reflexivity)的问题这问题涉及主体性的概念,我会在下文的适当位置再来详论.
回过头来说∶本文所要讨论的本土心理学是指一种本土心理学运动,它的班底是台大心理系人格社会组发起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室」的成员.这些成员包含台湾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有志参与者、他们的背景大多是人格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临床谘商心理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或神经生理心理学(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我在下文会加以说明),而其主要出版物就是《本土心理学研究》.该刊的第六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号)刊名为《文化心理学的探索》.显然,本土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问题,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它们之间不能轻易划上等号.我甚至还得说∶当它们相遇之时,才是心理学自我反思的起点.我在翻译完Bruner的一本有关文化心理学的著作The Culture of Education後、写了篇译者导言、对於本土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之间可能的关系,曾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里我要(指)出一个有趣的关系:文化心理学在美国的「脱胎」「叛教」、和本土心理学在华人学术圈的「去殖民」、两者都一样是以美国的「第一心理学」为对象的.那0,它们之间究竟是对抗性的关系还是会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关系我们还没看到足够的来回答、但这关系的发展肯定是值得拭目以待的.Nancy Much曾说,每一种心理学在开始发展时都是该文化里的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但当今的这波「文化心理学」、其实是「超文化心理学」(transcultural psychology)的意思.但我们必须注意∶和强势的异文化站在对面而力图抵抗,或是站在本文化中对文化提出置身在地的反省、其结果常不会相同.
我了解这样的问题不会有简易的答案,除了说是要拭目以待之外,至少有一些问题面值得在此澄清、这就是本文的目的了.
3. 至於我在上文一直提到的「我们」倒又是谁呢我确实曾说过「台湾」、或引述过「华人社会」这些文化地理名称,但那不是「我们」这一主词的确切意义.「我们」是关於主体性(subjectivity)问题的一种社会性提法,也是在作题解过程时必须交代的重要概念.
对於这里所用的「我们」这个语词、其实更好的表达字眼是「咱们」、也就是说,这是指目前被本文所提指(address)的读者、听者、以及包含作者本人在内的这样一种论述主体.「我们」的用法有些时候可以替代「咱们」、但有些时候它也可以和「咱们」的包含性区别、也就是说,它可以指「不包含你们」的「我方」.「我方」、「我类」、「我族」都是排它性字眼,它排除一些被概念区分的「他方」、「他类」、「他族」、然而「咱们」则一定包含著语言现场或论述所及之场域中的「你们」.这「我-你-他」的关系是Martin Buber (I and Thou)对话现象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我要在此延伸的是关於「我们」究竟该如何定名的问题.我一直用「本地」而不用「台湾」或「中国」;用「我们」而不用「台湾人」「中国人」「华人」、就是因为那些文化地理名词和「XX人」都意谓著被物化的历史或传统,而在I and Thou的观点下,那几种「人」「地」都是一些被概念化的误名、而不是在生活之中、甚至不是在思维之中的.文化心理学有一个根本的前提是说∶这种心理学要讨论人之置身在文化境遇之中的行动(action situated inacultural setting).它不会拿某些历史渊源来判定该行动是否真实,是否「契合」於某种文化上的我类.总之,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主体行动的总和、它知道「我-你」和「我-它」之别、就好像在使用语言的人总能够适当地分别「咱们」和「我们」之别一样.
这里所提的就是下文要处理的「主体的名字」问题,其中隐含著的问题概念是语言、自我,和意义、而我相信在谈完本土心理学的一种有关主体性预设的问题之後、会更能作清楚的解释.
4. 这是一篇反思论述.而反思意谓批判.我不是只想批判别人、而是要让批判以必然植基於现在的我,以及我们这样的立足点来发言.
「我」不是一个具有特癖的,可以任意讲话的单一个体,而可能是历史文化之流里的一个热力学式的点.对於这个点、我承认自己并不是最好的观察者.在历史的乱流之中、我可能正在忙著扣好安全带和抓紧扶手,所以我不太能同时握著麦克风来报导自己的处境.但是,如果这个处境没有别的目击者时,我只好留下一点点忙乱中的记录,来使後人有以继续诠释.
我常自称是位心理学研究者.但心理学对我而言究竟是什0,我就有一肚子说不完的复杂体验.简单地说,即便要认同於「心理学者」的身分,我也必须通过好几组矛盾对立的思维状态.首先,按照杨国枢教授的说法,我应该是以「土生土长的当地心理学者」为基础而长大的.但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学生,我要怎样才能完完全全地土生土长呢我在台湾读完硕士班之後、曾经仿著汉代学者郑玄的话而自称「关中无可师者」、所以必须负笈远游他方但这是两,三代心理学者(以及许多其他人文社会学者)共同的命运.其次,我远游到美国的伊立诺大学,是选择进入一个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谘商心理学博士班就读,因为从写硕士论文之时,我已决心用人文化的思考方式来追求心理学.只是,到了美国我才发现所谓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已经从学院里退潮,我的指导教授和其他人本主义者一样先後退休了,我被放牛吃草、自己去面对八○年代蜂然而起的多元人文论述(後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後现代风潮的开端),而且也发现那些论述多半以跨学科的样态呈现.我为了一探其究,一方面选修了谘商,心理治疗课程之外的伦理学,美学,现象学等等、还自己躲在图书馆里寻找那些新兴的心理学,其中包括卷土重来的精神分析,以及较为边缘的辩证心理学和批判心理学.接下来,又有另一种际遇,那就是毕业後的任职.自从留学期间,到读完博士学位之後、我所工作的机构先後是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以及清华大学的社人所後来这个研究所分成两个独立所、即人类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而我的归属是後者.我在清大工作的初期还协助学校创办心理辅导中心、并一直担任该中心的心理谘商师.後来基於研究所教学研究的需要、或说是和人类学和社会学同事的长期互动,才使我全力朝向当时正在萌发却莫名其然的某种「文化心理学」而发展.从这样的经历下来,最近几年,每当有人问起我在大学里的身份时(e.g.「你在教什0 」)、很奇怪的,我总是会迟疑一下,说∶「我现在是在社会所、教文化心理学.」我发现这个曲折的身份描述总会让听者回瞪我一眼;而稍微有点学术常识的人也难免会因此而回问一句∶「那是什0 」
记得在一九八○年,我准备赴美留学的时候,在AIT办签证、那里的官员问我去美国要读什0.我也曾迟疑一下,回答说∶「存在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而那位官员则瞄了我一眼问道∶What the hell is it (那是什0鬼东西)
从没有主张地进入(科学)心理学,然後选择人本主义的存在现象学,再发展到文化心理学,这是我自己所经历的一条曲折的学术生涯之路.显然我是因为无法苟同於所谓「科学心理学」这样的前提而致一步一步地转离.
从二十世纪八○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伊始,我对於台湾心理学界的关系一直是游离而不入的.其中原本有两个我以为可以发生关联的连接点、到头来却一直连不上线,那就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以及本土心理学.我说的「连接点」是指它们共同具有某种「反」的意味反对科学主义、反对客观论、反对普遍主义、反对知识霸权等等、譬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原是一种针对行为科学而起的运动,而本土心理学则是针对北美主流心理学而产生的本土自觉运动.我知道过去的主流(也就是行为科学观点)以及当今的主流(大约是认知科学观点)在知识的历史进程上都必然会激起像这样强烈的反对声浪,可是在台湾,我看到这两种反对的方式很快地都陷入一些不自觉的理论盲点之中.我不知是因缘於什0生命史立场、虽然觉得好像也在追求那些反对的主张,但就是一直无法顺理成章地加入那些陷溺的学术阵营,所以,我决心要来作一番自我清理.我所想的是在台湾的土地上自行寻找一条新路,顺便也就是在检讨那些反对者所生成的漫山荆棘了.我现在要谈的问题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本土主义、但我需要提一下当前本土主义问题和心理学之中严守「科学」立场的部份,以及开始偏离该立场的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5. 在心理学这门学问之中、一直有所谓「两种学科训练」(two disciplines)的问题,并且是早在C.P.Snow的「两种文化」论之前就已出现.这两个原来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後来在我所经历的第三世界经验里却融合起来变成同一个问题,但问题本身含有学术现实发展上的复杂面.我这就拿LeeJ.Cronbach 在1957年的APA理事长就职演说来说起.
Cronbach所说的两种学科训练是指「实验的」(experimental)研究和「相关的」研究.前者是指用实验室来进行因果关系推定的研究,其研究程序以及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可说是无分轩轾;然而後者的问题可多了它本来是因为和实验研究对比而产生的概念,它的性质就是非实验的,後来由於「相关」这个名称容易被误会成统计学上的意思、所以有人就把它改称为「消极观察的」研究.这样区分的要点何在Cronbach一语道破,那就是关於实验控制的问题.在严密控制之下的实验室可以用操作性的定义来精确标定它的观察变项再该定义之内所发生的改变,可以因此而获致因果关系的确定知识.但非实验的观察者却是在研究「人类所未曾学会控制」乃至「无从希望加以控制」的对象.前者所研究的对象,为了严密控制的需要、就常常转变成动物研究(也就是漫画里常出现的白老鼠研究),或是变成关於模拟程式的研究(那是人工智慧研究的开端).从这样的区分开始,能获得确定知识的实验心理学者和不获得确定知识的另一种心理学者就慢慢分道扬镳,各自结社,各组期刊,好像也区分出两类不同性格的人出来,乃至心理学史家E.G.Boring竟说∶相关研究的心理学者本来就不是喜欢动物和程式,而比较喜欢人类!而後、把这些「两种学科」的讨论和「两种文化」的讨论结合起来,研究者也发现,那不只是学术知识性质的差异,而竟是同羽之鸟(即物以类聚)的社会现象.
读者如果不健忘的话、回头想想我在上文谈到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室成员之背景性质,应该很容易联想到∶那些热爱斯土斯民的心理学者、一方面就是一些非实验的研究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某种其他方面的同羽之鸟.在心理学的原生国度,他们可以因为对人的研究采用不同的认识论立场、所以发展出非实验的方.可是,在我们的土地上,这个认识论方的问题反而不被强调、倒是另一个问题凸显出来,那就是本土论西化论的争议.我必须再强调一次∶这相关不一定是知识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是因缘於某种历史选择;作了这种选择,并不一定能化解知识内在的矛盾.
我所知道的历史,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台大心理系在「两种学科训练」的竞逐之下,其弱势的一方(也就是非实验的人格社会组)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从学术体制内的发展来说,这确实是一场不小的斗争.而他们的出路,由杨国枢教授提出的本土心理学为之开启,也为之总结.杨国枢教授为本土心理学提出的总结理论就是他作的三篇有关「本土契合」之论、他称之为「理论判准」、并且因为这些判准的确立,使得许多研究者可以沿著这条理论大路而迈步推进、不过在这理论建构之同时,对於这些论点也已经出现相当多的怀疑或反对之论、另外,更进一步则是在本土心理学研究之中反观自身而产生极为深刻的理论自觉虽然这是相当稀少的现象.
以某种意义来说,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和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不一定要有关联.它的发展方向已经有它自己的体制性使命,而文化心理学未必是它的目标.但是,我尝试要把它们的关系拉近,因为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本土心理学,确实可以看见其间的相似与相异之处,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拉近的几乎可以视为同一种学科的内在批判.
从本土心理学自己的生命来看,那些怀疑者或反对者的评论对於它的推进方向似乎没有发生可见的影响、而稀少的理论自觉者也显得曲高和寡,只能慢慢等待理解.
用一位评论者黄应贵的话说∶本土心理学应可视为一种「文化区」的研究,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文化特有的知识,以便和其他文化区的特有知识互相整合成为对人类全体文化的了解.但是我们看到的本土心理学主要的工作集中在文化特有知识的提出、而尚未有整合的,所以,我们甚至不能说这就是「文化区」的研究,因为那个「区」的位置太过重要、几乎成为一个舍此无他的研究领域.本土心理学对於这种问题领域确实有过份执著的问题,於是这就令人想起Edward Said所说的那种思想顽执的疾病、叫做「东方症」(orientalism).这原是一种由西方世界发源的疾病、但後来最重要的是,当它传染到东方之後、成为东方人比较容易罹患的思想流行病、就是「东方的东方症」.譬如说,欧洲人开始研究的汉学是拿中国来当作它的知识对象.因为文化隔阂太深,但又为了急於使用(为帝国主义扩张而服务),所以开始在断章取义、自行发明的状态下,对这个难以理解的东方世界强作论述,也形成各种被他们认定为有效的对待东方的现实体制.他们不只发明方法(譬如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法),也发明控制时间空间的内容(譬如发展理论和依赖理论、以及区域研究和世界体系理论).
6. 在东方症之後、本土心理学更常患的疾病就是西方症也就是一报还一报地误解西方.其第一个严重的病例当然是杨国枢教授所要对抗的「美国」.我在上文已经说明,美国的心理学种类繁多,即使有主流心理学,也另有许多非主流的心理学,以及和心理学相关但不可能被主流心理学所压制的其他学门.所以,本土心理学究竟是在对抗谁呢杨国枢教授一心一意以建立本土心理学为他的志业,其中有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就是他所谓的「哈佛经验」.根据杨教授自己的,事情是这样的:
到了一九八八年,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改变是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经验所促成的.在演讲後的讨论过程中、来自心理学系的著名发展心理学者Jerome Kagan 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任何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华人心理学者可能会发展出何种心理学我听了这个问题,几乎愣住了,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Kagan的问题让杨教授一时语塞,是因为以前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接下来:
回过神来後、我勉强回答说:如无西方心理学(特别是美国心理学)的支配性影响、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应会自然发展出一种集体主义取向的心理学 psychology),它不同於美国的个我主义取向的心理学 psychology).
这是杨国枢教授自己都不满意的回答.而在我的解读之下,这个慌乱中的回答同时显现著东方症和西方症的症状:「中国人的社会里应会自然发展出一种集体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是东方症,而「美国的个我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则是西方症对於後者、明确地提醒西方症患者看看社会主义心理学,当会发现:反个体主义并不是「中国」的特色.我相信杨国枢教授後来把这场哈佛经验当作一个契机、奋力要弥补这些话里的意思或没讲到的意思.但我的忧虑是这场东西交杂的文化疾病恐怕没这0容易痊愈.
我说过,「美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那0「中国」也自然不是.我们先来谈「中国」、然後再谈「美国」.
7. Bruner曾说心理学要研究的是「他者心灵」(other minds),而Shweder也说,我们必须透过他者来了解自我.但本土心理学却比较像是从研究自己开始的.这「自己」有两种意思、一是以自己为客体,二是以自身出发,在研究行动中作为本体而存在.但是「本土」一词和主体性的关联既模糊又吊诡,很有明辨的必要.
本土心理学的论文有许多都以「中国人的XX(心理)」或「华人的XX(心理)」作为标题,然而这0常用的标题竟也从未成为各篇论文的关键词、显然它们的存在就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前提.这原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主要的课题(也是客体)从不是问题,而从本体论来看,这就是对於自身无从反思的意思.杨国枢教授曾经解释说:「本土化」这个字眼的采用,原是为了减低「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的意味.但是,换字的结果,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减低作用.这和当前文化研究里所谈的「符号中国」、「中国想像」、「中国性」等等的中国难题实在大异其趣.「中国」、「华人」甚或「汉人」究竟是不是个难题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是王明珂的羌族研究,其主要问题是羌族如何为汉-藏-羌的族群划界、如何用「野蛮人」(野蛮的「他们」)概念来区分我族他族.这样的边界常会因为不同的目的而浮动.扩大一点、从其他周边看汉人文化,也都会产生对於汉文化的种种不同想像.在我们对於所谓「异族」或所谓「周边」的他者观点还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以大汉中心观点来理解中国历史在很长的历史现实中、这确实也是唯一的观点.但是,历史(特别是历史知识)发生了变动,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所谓的「中国」是什0 我们仍是在该中心之中吗或者我们已经位在周边在争议变成一个文化政治难题的时候,为什0本土心理学竟然不需要研究此一问题,并且好像早已有个很笃定的答案如果有人说,我们好歹要有个名称;我们在语言中总要知道如何称谓可是,称谓并不是自然无疑的解决;诉诸於称谓常常就是不自觉地预设著一个立场.当称谓难题发生时,我们应该怎0办举个例子来说,在台湾现代汉语的使用者常会发现,对於某种年龄的陌生女性不知要如何称呼称为「小姐」会低估她的年龄,称为「女士」又显得做作,称作「大嫂」好像在学别地方的人讲话、称作「某太太」又不一定知道她先生的姓氏,称作「欧巴桑」却已经变成女佣的意思.这是个真实的文化难题,那0,我们对待他者或对待自己的立场是什0 在知识上,我们应该怎0办碰上这种问题,如果要用「中国人的称谓」或「中国人的命名」来寻求解决,那无异是缘木求鱼,因为那问题不是在传统中国里发生,而是发生在现代的社会变迁之後的处境(女性在公开社会场合的活动增加之後);那不但是女性认同的难题,也是男性承认的难题.这种贴近於男男在地生活的脉络,对於文化心理学来说,就是个真正的问题.我们可以由兹而进入几个基本的问题去讨论、譬如语法中的人称(person)问题,称谓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名称的分类法问题,从谁的观点来称说的问题等等.对於这0基本的人称问题,确实有相当精彩的文化心理学论文出现,譬如John Shotter 一篇关於「你」这个人称的社会建构之论.在他的讨论中当然也会牵涉到如何自称以及如何作他称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来问:这究竟是专属於某一文化特有的难题呢还是在人类关系改变的大潮流之下的一个新问题我认为是後者、并且这个问题意识也是因为新的方法介入之後才凸显出来我们可以从一段引文中看见这个问题意识和新思潮的关系:
「我」乃是一个没有指涉的符号,在语言现实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它没有指称任何一个字典上的条文,它.乃是一个「空」符(an empty sign),但在不同的情境下它会因言说者用之以发言而成为一个「实」符(a full sign).而它在每次使用时,只在言说的事例中才有所指涉.
这是Shotter在解释自我意识时所引介(paraphrase)的法国符号学者Emile Benveniste的意见.这里所说的新方法是指从语言学中蜕变出来的符号学,而心理学不能不同时受其影响.
在本土心理学的核心成员之间,曾有过一个关於名称问题的争辩,虽然不是争论「中国」的名字,但那是唯一能让我了解这个学术阵营对本体论问题究竟是如何理解的机会.余德慧曾经对於文化主体性问题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被放在《本土心理学研究》里当靶子论文.他对於Martin Heidegger一向偏爱,文中也有许多来自Heidegger或从Heidegger而延伸的观点、可是他从未说明Heidegger为什0是「中国的」、或为什0「本土」里必须有此.因此,其他的本土论者、譬如该靶子论文的评论者黄光国,就很难理解.他提到余德慧所说的「文化不能成为反思的对象」、并对此大加挞筏.我要跳过黄光国所叙述的一堆西方哲学简介,而直接看他得到的结论.他说:「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或自然环境中、为应付他们所遭遇的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思想,情绪及行动模式,这套文化模式或多或少为同一社会中的成员所共有、能够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而且会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云云.从余德慧的文化作为人类行事主体,到黄光国的文化是个「模式」或「完整系统」、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於「文化是不是可以成为反思的对象(客体)」有何等不同的理解.至少,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想法转变成这样,就会有个很清楚的答案:「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一个可以反思的对象本土心理学者一定都比较接近於黄光国,因此他们共同选择了「中国」作为这个文化确定的命名.而余德慧虽然也常说「中国」、但他对於中国有个很不一样的建构至少不是那个传统模式,而是一种有待对话来建立的,难以言说的东西.
8. 如果我是杨国枢教授,在哈佛碰到Kagan所问的问题(这显然是个假设,因为Kagan知道杨国枢教授是台湾心理学界执牛耳的人物,所以他才会提这样的问题),我不会随他的问题起舞,而会想到Kagan和任何其他心理学阵营有一样的问题我会这样反问:「如果没有任何欧洲心理学的影响、美国心理学者可能会发展出何种心理学」我相信这是Kagan无法回答的,因为美国和欧洲在学术史上毋需作如此的区分.如果一定要区分,那0,我们可以看见、在美国有「文化心理学」这样的新称谓,在欧洲却显得不太必要.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心理学不能叫做「美国心理学」、虽然它目前有很多活跃份子是美国心理学者、但读者请别忘了,Culture and Psychology是在欧洲出版的.而且、如同我在上文提到的,Bruner和Shweder都指出引发文化心理学的新思潮有许许多多的欧洲来源.那0,为什0台湾和美国的学术史又一定是必须区分的问题呢有一个被杨国枢教授理解的理由,就是所谓圈内人圈外人的区分方式,在人类学研究上常被说成emicetic的问题,而本地学术圈对此一问题则常用「主位客位问题」来理解.这问题经过很长久的讨论、变得相当复杂,但杨国枢教授在回顾了许多文献之後、把问题整理成三个向度,也就是「研究者观点被研究者观点」「特有现象非特有现象」「跨文化研究单文化研究」.并且、在这三个向度交乘之下,成为著名的「杨八点」、就是主位客位问题的八种问题类型.杨教授擅长於概念分析,但放在「本土契合」的本体位置上,这本体却变成分析的淆乱.首先,黄应贵看出、这八个类型没有实徵的,所以只是一套玄想的问题模型.其次,我则看出这类型论(typology)不是真正的类型,因为最後杨教授竟然可以把八种类型排出高下顺序,全部收纳在一条鞭的线性理论之中.类型之间没有互斥性而有可加性,所以,说来说去,都只是一种类型的程度之别.「主位客位」的两极观念完全支配了这套分析法,并且使之消灭.
很有趣的是,这emicetic理论的始作俑者Kenneth Pike是一位语言学者(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暂时不问他带给心理学的是不是了外来的,客位的影响)事实上,Pike所思考的是关於-eme的问题,他为emic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在语言学里、emic的位置是什0呢Pike在他那本引发问题的书中说:语音的构成元素叫phoneme(音元)、也就是语音的最小单位.那0文法有没有像那样的最小单位而行为、行动的最小单位是否也可以叫做若然,那到底是什0
法国语言学者Jacobson解释说:音元原是一种想像的(心理的)声音团块,会使用这种声音单位的人事实上也无法说清、甚至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语音里的「腔」现象(accent)就可以说明这种无意识的事实北方人讲上海话、会有北方腔、改也改不掉.这意思是说,有几个音元被固定成他家乡话的样子,他使用该音元来发上海话里接近的音元、但是上海人一听就知道那声音不太对.有一位从柏林来的德国朋友说,汉堡人来到柏林,他只要几秒钟就能听出那是汉堡腔、虽然他们讲的同样是德语.对於这样的现象,Pike解释说:当两地方言接近而又不同之时,一个会讲一地方言的人就会因比较而发现另一地的某某发音方式和他不同.他会指出这差异,而他用的理解方式不是音元本身、而是来自某种音元之外的後设说明系统,就是语音学(phonetics).所以音元的单位(emic unit)一旦进入该後设系统,就会变成语音学单位(etic unit).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有一种关於音元的学问(即phonemics),那0它是来自於能比较和分析音元的语音学,而不是来自於对音元本身的熟悉.哲学的学者Robert Fleppa就说:emic这个字有时用来说音元的发音现现象,有时用来说音元的知识;发音现象不可转译,但人类学者宣称他们所能掌握的,其实是音元学.这是我们对於音元知识混淆的原因.
Emicetic的问题,基本上不是什0圈内圈外的问题,而是人在行动中、和人在知识中、有不同的状态.这很可能是指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状态、所以Pike一再强调∶emicetic不是二分法.从eme到emic中间的转换,正如emic到etic的转换一样,是人类心智必然的装备.Eme是发生,emic是处理;emic是单元处理,etic是系统处理.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使当今的文化心理学者不再认为主位客位的区别有任何意义、或说,那种区别一定是必须超越的.但愿本地的本土心理学者们也能够作这样的超越.
而我知道这样说会使读者有点困惑:「你不是说,谈完『中国』就要谈美国吗」是的,这是我的「美国」.如果说我们可以不受害於西方症的话、我们就要问说:为什0Pike会是个「美国」的什0东西他不就是「我们的」吗我确实没说「他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我说的是:在咱们的谈话间,他是我们的.这关於emeemic以及emicetic之系统关联的知识,一旦被我们作了论述的理解,那就是我们的.
在困惑的处境之中、才会有路数选择的问题.知识本身是一桩选择的事业.而在我们的知识开始之前、知识的文化早就在那里.我担心的是:文化的问题被处理成一条线,所以我们所能作的选择只剩下二中选一∶不是前进就是後退.我害怕「二」的危险性,所以才说「三」.其实,在我们的世界里、或至少在中文形成的时代里、「三」的意思就是不计其数,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对象,兼很多层次.我们在这里除了选择出路之外,恐怕还有关於「处境是什0」的後设选择在内.我想,这样说,对於某些人也许是个难以理解的谜语.不过,至少我相信文化是由谜语构成的,而不是一个「整合完成的系统」.谈文化的问题不是要谈我们该选择哪个文化「模式」、而是要发现解谜的可能.
咱们一起来.这是在厌倦於专业分工和领域划界之後、我对於学术界夥伴唯一还想继续说的话.
这篇文字是写给杨国枢教授的.我曾在大四那年旁听过他开的人格心理学.在中研院民族所当助理研究员的那年,听说他有个学术绰号叫「杨八点」、所以,这篇文字就特意写了八点(除了前後标为○的两段之外),向他致敬.
C.P. Snow《两种文化》,北京∶三联.这本中译应是根据The Two Cultures andaSecond Look,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该句引自p. 9,也见於p. 63的作者自引.
在其他地方、我比较惯用「中文世界」来指称这个「社会」.但我在这里是引用杨国枢的用法,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他所编织的那个社会来谈问题.
在我先後几年开设的「文化心理学」课程纲要之中、曾经列出的书单里、包括了这份名单上的Jerome Bruner, Michael Cole, Rom Harré, Jonathan Potter, Carl Ratner, Barbara Rogoff, Richard Shweder等人.
就是曾经任教於新加坡大学的Shi-Xu,和现任教於香港大学Yau-Fai Ho(何友晖).
psychology: what is it In and Gilbert Herdt (eds.) Cultural Psychology: Essays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是针对现今主流的认知科学而言的.和心理学有关的是其中的资讯处理理论.
Cole, and Future Disciplin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宋文里(译)(2001)《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学的观点》(Jerome Bruner: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台北:远流出版社.
见宋文里上引译书第一章的注六.Edward Sapir的宣言是指他的1924那篇文章Culture: Genuine and Spurious,收录在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另外,由JudithT.Irvine所编的Sapir讲义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收在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ward Sapir, III: Culture,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Section II)对於此论有更完整的表达.
Shweder说的多种知识社群包括以下这一长串∶关於意向性以及部份可译性的哲学,关於论述,展演、语用学的语言学,关於认知建构与知识再现的认知理论、关於科学里外修辞法的文学理论、关於现实建构以及置身在地之意义的社会学,批判诠释的社会学及心理学,关於安慰剂的心身作用以及身体作为意向系统的医学研究,关於社会参照以及情绪之社会化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关於文化迷思以及故事叙述对於情绪之影响的临床研究,以个体人为中心的人类学民族志,关於动机、态度,以及人在体制化境遇(如家庭、军队)之中的主体状态的民族志研究,关於叙事法与对话的心理学和人类学,关於自我再现的民族心理学等等.详见Shweder (1990)上引文 Rom Harréand Luk Van Psychology. London: Sage.
这说法的一个例子是杨国枢(1998) 〈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山大学通识教育讲座演讲稿.
黄光国在一篇介绍台大心理系性格与社会心理学组的网页文字(〈性格与社会心理学组的回顾与前瞻〉)中说∶『从1988年开始,有志於参与推展「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心理学者、即邀集来自台湾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同道,组成「本土心理研究群」.目前登记参加「本土心理学研究群」的人员,有来自台湾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博,硕士班研究生约一百人、其中经常参加「本土心理学研究群」所举办的座谈及演讲活动者、约三、四十人、而积极参与推展本土心理学研究及活动的核心人士、约有十五人.』详见http:www.psy. ntu.edu.tw alumni2-2.htm.
它的创刊日期是一九九三年六月,每半年出刊一次,已发行了十二期,就是出刊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从二○○○年迄今,应该还有四期,但目前未见出版.
同上引宋文里译书,p. 13.Martin BuberI and Thou. New York: Scribner; Martin BuberBetween Man and Man. New York: MacMillan; Martin BuberThe Life of Dialog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erome Bruner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9.
杨国枢(1997) 〈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关问题〉、《本土心理学研究》这句引文出在p. 111.
(edDialectic: Humanistic Rationale for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Basel: Kager; of Dialec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Tolman (198)ACritical Psychology.
two discipline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譬如ThomasD.Cook and 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P.6.
Cronbach, 上引文,p. 672.同上引文,p. two cultures. American Psychologist杨国枢(1993) 〈我们为什0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研究》杨国枢(1997) 〈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关问题〉、《本土心理学研究》杨国枢(1997) 〈三论本土契合性:进一步的澄清〉、《本土心理学研究》
这些研究已累积出相当长的书目,《本土心理学研究》各期就是它的主要成果展.
这些评论大多出自心理学以外的学门,如社会学的叶启政,张维安、人类学的黄应贵,潘英海,陈其南,哲学的沈清松.
稀少而可贵的第二代是余德慧,第三代是林耀盛.作为一位评论人、我没有把自己算在这些「代间传承」的系谱里.
黄应贵(199) 《本土心理学研究》,8,我了解这个字眼现在常被译为「东方主义」、譬如Said该书的中译本(王志弘等人合译,1999 《东方主义》,台北:立绪).陈光兴曾经有个很辩证的意见、说是该译为「西方主义」.但由於我强调这是一种思想的疾病、而且ism这个字尾的用法本来就可以指一种因过度而产生的病态、更且、有另一种相应的思想疾病、「西方症」已被辨认(见JamesG.Carrier Occidentalism: Images of the West. Oxford : Clarendon Press),所以,在此行文脉络中、我还是要使用「东方症」.
同上引杨国枢 ChinaAllen Chun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y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ery
王明珂(1997)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
黄应贵,叶春荣(合编《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John Shotter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you. InJ.Shotter, K.Gergen, (eds.) Texts of Identity. London: Sage.
见Shotter上引文,p. 139,是我的翻译.余德慧(1996) 〈文化心理学的诠释与进路〉、《本土心理学研究》
《本土心理学研究》,6,pp. -除非那是个原受美国心理学宰制的地方、要用「文化心理学」来反制.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在荷兰发起的Nijmegen Cultural Psychology Group.
Kenneth PikLanguage in Relation toa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Paris: Mouton.
Roman Jacobson and Morris of Language. New York: Mouton.
Pike,上引书,p. 41.Robert Fleppamic, etic and social objectivity. Current 上引书,pp我不在此细论.请读者参阅Hede HelfrichBeyond the dilemma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Resolving the tension between etic and emic approaches. Culture and Psychology以及其後的三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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