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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到被革命科学家何以不愿科学研究来研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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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革命到被革命科学家何以不愿科学研究来研究科学林崇熙
一、科学家的是为了什0 以「科学战争」为专号的1996年春夏号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刊物《社会文本》(Social Text: 从社会文化或女性主义的观点来批评科学中各种意识型态的偏差与霸权心态.其中刊登了纽约大学物理系教授索可(Alan Sokal)的一篇文章〈逾越界线:一种具变革意义的『量子重力』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稍后,索可在另一个期刊《Lingua Franca》中公开宣布他在《社会文本》的那篇文章完全是鬼扯,他只不过是用一大堆文化研究者所喜好的名词、引文,与注脚来堆砌、目的是在证明文化研究者对於科学一无所知,连他那篇鬼扯的东西都无法辨识,因此文化研究者没有资格来对科学评头论足.
索可的吸引了传播媒体的聚光点、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从纽约时报到洛杉矶时报,都报导了此事件.这对於《社会文本》的编辑Andrew Ross而言、当然是相当的难堪.而一些科学家,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柏格(Steven Weinberg),则是在旁拍手叫好,甚至趁胜追击,好好修理一下文化研究者.当然,「文化研究」者也不甘示弱地强力反驳.
索可表明说,他写〈逾越界线〉此文章的用意,是因为他无法忍受「文化研究」者以「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解构科学的真实性(reality).他说:「我相信有个外在的世界存在,同时关於此世界有著相应的客观事实;我的职责就是去发现这些事实.如果科学仅仅只是社会众多意见对於『何谓真实』的妥协结果,那我将自己短促的人生投注其中又有什0意义呢」索可不讳言地说,他就是要「政治性」地向任何主张主观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社会建构论者等来宣战.
索可并不是单纯地以「科学霸权」心态来压抑人文领域;他有其作为「左派」份子的社会关怀、进而论证科学之客观性是多0的重要.索可当然也不会笨到单枪匹马地向「文化研究」学界宣战,他引Alan Ryan 的话来批评社会建构论者:弱势团体对抗掌权者的最终信念是「事实能够冲破权力的藩篱」;如果傅科(Michel Foucault)等人所认为的「事实乃由权力所建构」是对的,那0,弱势团体还有什0信心与武器来面对强权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基进主义(radicalism)不应该有害科学的客观性,否则,对於政治上的弱势关怀将有负面的影响.
和科学客观性与真实性相连结的哲学议题就是科学中性说.面对文化研究者批评科学有著政治,经济,军事,性别、种族等面向的内涵与问题,索可反驳道:量子力学使得固态物理成为可能,进而使半导体发明得以实现关於是否量子力学使得半导体的出现成为可能,技术史家不见得会同意.见M. Gibbons andC.Johns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istor in Science in Context, edited by Barry Barnes David Ed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pp
参考文献:
Dickson, DavidThe New Politics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tour, Bruno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katos,I.and Alan Musgrave, eds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hn, Thomas S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傅大为〈在科学战争中一次成功的颠覆「索可事件」的省思〉《中国时报》
Bloor, David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loor, David.1981. The Strengths of the Strong Programme, Philosophy of Social Larry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vles, Daniel JThe Physicists: The History ofa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林崇熙〈在科技理性与决策权力下谁有权决定核能电厂的兴建〉《当代》第63期页林崇熙〈台湾科学用人造卫星计画早期大辩论〉《科技报导》,第141期页20-28.
方才有电脑的出现;如果因为电脑被用在军事上来作为杀人的帮凶,就要追究资讯,固态物理,与量子力学的「责任」、甚至禁止这些领域的研究发展索可坚持道:任何科技的成果都可能被任何人拿来做任何用途、但是这并不妨碍科学定律的客观存在.举个例来看:一把铁0可以被拿来做盖房子的工具,也可以拿来行凶,但不管谁拿此铁0来做什0事,铁原子之间以及铁原子与碳原子之间的结构都不会由「社会因素」所决定;换句话说,科学定律是客观,中性的事实存在.
索可并不是「霸道」地「不准」文化研究者去探讨科学文化,而是认为彼此应谨守学科的分际与能力上的分寸.索可相当同意科技发展的方向与应用受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正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们可以著力与贡献的地方.但是,索可向文化研究者挑衅道:「有那位美国文化学者能与我这位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上较量」这点表明了索可认为人文学者可以探讨科学的「外在史」或「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之类的题目,但对於科学的「内在史」或科学哲学问题,则就不是科学素养不够的人文学者所能置喙的了.(有趣的是,索可引用C.P.Snow在三十几年前的《两种文化》中的,来「证明」人文学者的科学素养甚差,但却忽略了Snow想要弥补科学与人文之间鸿沟的努力.)
二、「科学研究」是肤浅的吗索可事件对於《社会文本》此期刊的信誉的确难堪一时,但对於「文化研究」此研究领域而言、是否就是沈重一击,倒也不见得.有兴趣的人、不妨去考察相关於「文化研究」的期刊订阅数量以及相关科系招生是否受到影响即知.另一方面,索可事件并不是针对全面的「文化研究」者、而是特别将炮火指向处理科学文化的「文化研究」者.在这个意义而言、索可的真正对象应该是「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可是,如果索可的对象真的是「科学研究」者、特别是八0年代以后的「社会建构论」式的「科学研究」者、那0,不但索可显然没有瞄准焦点、同时也显现他对於「科学研究」的「行情」在战斗上「应有」的掌握,尚有一段距离.
首先,索可认为《社会文本》在北美地区是个「具领导地位的文化研究期刊」.然而、《社会文本》的编辑却自承此期刊并没有一个学术期刊应有的同侪审查制度(peer review).就这点而言、并不是很清楚究竟是美国的人文期刊一般不需审查制度或是索可认为没有审查制度的期刊也可以「具领导地位」
再者、《社会文本》并不是「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其学术地位远远不如《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Isis》,《The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Culture》,《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Minerva》,《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等.就这一点而言、也不是很清楚为何索可认为《社会文本》较这些「科学研究」领域的期刊更具权威性,或是索可并不清楚「科学研究」领域的期刊究竟有哪些还是索可很清楚在这些专业期刊面前、他的将无所遁形更重要的,我们应该先问,究竟「科学研究」有何神通,竟要劳驾索可耗费心神且大费周章地来宣战「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是指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人类学,科技政策等研究领域,分别从其角度来研究科学社群活动,科学知识生成,科学文化本质,科学知识内涵,科学进展模式,科学与社会互动等议题.简而言之,「科学研究」就是要搞清楚究竟科学是什0碗糕广义地来说,从十九世纪末起迄二次大战后,曾盛极一时的逻辑实证论、早期的科学史,与莫顿学派(Mertonians)的科学社会学等、都是「科学研究」的前辈.但是索可是不会批评这种「科学研究」的,因为他们的努力都在证明科学为什0是如此的「有力」与「勇健」.这些研究的基本共通点、是将科学知识视为一个「黑箱」(black box),而不去探讨其中的究竟.逻辑实证论是为了替科学提供一个稳固的「真理基础」、而在科学语句中折腾了数十年;不过科学界不见得有谁搞得清楚科学哲学家们所构想的科学「真理基础」.但是,波柏(Karl Popper)的「否证论」却是受到科学界的欢迎,因为此说法相当符合科学家们自认「追求真理」、「勇於承认错误」、「扬弃迷信」、「不畏权势」等英勇正直的形象.早期的科学史是为了替「伟大科学家」的「伟大」成就来进行造庙运动,甚至早期的科学史家有许多是科学家们退休之后所转任;其结果就是为各种科学教科书的第一章提供素材.而科学社会学的莫顿学派,则可视为「功能论」的一支,不问科学文化何来,也不碰科学知识的内容与其社会性格,而是关注於说明科学家们的努力如何让科学成为社会上值得尊敬的行业.
上述的早期「科学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即是甚少碰触当代的科学发展,而多以古代科学(特别是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为研究对象.因此,纵然「科学研究」者有可能谈出十七世纪的科学家也在搞0金术,占星学,或是宗教并不是如以前「启蒙年代」所宣传那般地科学等、但对於科学家而言、都可以一笑置之,只要说「喔、以前有人是那样啊,现在我们是不会如此的」.在没有碰触当代科学家的势力或痛处之前、「科学研究」是可以和科学家和平相处的.
「科学研究」领域在六0年代初期有著重大的发展,即为孔恩(ThomasS.Kuhn)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的问世,并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等领域造成重大影响.就科学哲学而言、不再如逻辑实证论在探讨「科学应该如何」、而是开出历史学派来问「科学究竟是如何发展」.在科学社会学方面,孔恩标举的「科学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解谜」「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等观念使得研究取向跳脱了早期功能论的范畴,而开始问出:「科学知识是如何成立的」而科学史方面,不但反省「进步史观」的不当,也进一步地思考所谓「外在史」与「内在史」之分的可能问题.
如同人类历史上各种经典的遭遇,孔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也受到各式各样的批评与质难.他所标举的「典范」、「革命」、「不可共量性」等关键观念,无一不受到各方人马的挑战,而「相对主义者」此标签的「指控」、更令他连连否认.对於科学究竟是如何进展,虽然科学哲学家如Imre Lakatos及Larry Laudan等都在七0年代相对地发展出「具有」「科学理性」的科学哲学说法,但却都已经是在孔恩「历史学派」科学哲学想法的笼罩之下了.最重要的,不管「科学研究」中的各方人马如何批评孔恩的「典范革命」说有著千百种的不是,众人却也都可在此学说中各取所需、而得到某个程度的启发.
从七0年代后期到八0年代,「科学研究」领域有著蓬勃的发展,特别是标举「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科学史,技术史等有著相当的成就,而这些成就也是使得许多科学家觉得「神圣的科学被侵犯」的重要源头.由於流派众多,观点各异,在此也无法一一阐述,因此仅能举几个例子来窥知(所选之例当然是笔者的偏见).
先来看Steve Shaping 及Simon Schaffer的《巨兽与空气帮浦》(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这本书一开始就抛出一堆问题:什0样的碗糕能称得上是一个实验一个实验是被如何的进行与展示实验宣称可以生产「事实」的机制是什0 实验所生产的「事实」与科学家的论说有什0样的关连一个实验在什0情况下被称为是成功的或是失败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0我们需要经由实验来获得「科学事实」在各种获取知识的方法与历程中、实验有较高的优先性吗其他的方法就一定比较差吗更重要的,在「传统」的中、十六世纪末期的伽利略被尊为「实验科学之父」是因为他的实验获致了许多重大的科学成果;然而、Shaping 及Schaffer在《巨兽与空气帮浦》此书中却揭露了十七世纪中叶的波义耳(Boyle)如何和霍布斯(Hobbes)争辩实验在生产事实上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实验作为生产事实的手段,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经由一番的战斗;而此战斗绝非「科学vs. 宗教」式的「启蒙迷信」斗争、反倒是在以空气帮浦抽真空的实验上不断失败的波义耳,藉由政治,宗教,宣传,组织,人脉等手段,来打败霍布斯,而使得「实验可以生产事实」的社会行为得以确立.在整个斗争的过程中、所谓的「科学事实」是被争辩的对象,所谓的「科学理性」是争斗的战场;也就是说,「科学事实」或「科学理性」并不能成为争议的裁判者、相反的,战胜者的论述就是「科学事实」、战胜者的游戏规则就是「科学理性」.
再来看社会建构论大将Bruno Latour的名著《科学活动》(Science in Action)Latour透过科学人类学的考察与科学史案例的论证、来阐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乃科学家们如何藉由人际网络与权力网络,经由论文写作的方式与利益联盟的建立,不但将自己的主张立於不败之地,且建立难以进入或超越的学科障碍;而在整个权力网络建立的路上的异议,就会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他对於科学知识的基本想法相当有趣,可由下列几项谈法中看出:
机器运转得好,是因为相关的人员认为此机器是好的;并不是机器是好的,因此相关的人员就认为此机器可以运转得好.
当人们接受某些事,这些事就会变成真的;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是真的,因而人们就接受之.
各种争议解决后的结果就是所谓的「自然」;并不是由「自然」来解决各种争议.
当某项计画能被执行时,科技就会以功劳者的姿态出现;并不是说科技才是某项计画得以执行的原因.
Latour更进一步地以「inside outoutside in」的观念来论述科技人员如何连结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的利益,如何透过论述技巧与强化自身发言地位的方式,不但获致庞大的研究经费、更因此建立所谓「科学知识」的不败地位.
上述所举的与Latour等人的研究成果都一再地呈现出「科学研究」的研究深度与丰富性,绝对不是在报纸读者投书栏中随便谈谈科技产品如何影响社会人心之流可比拟的.更重要的,这般具有深度与份量的「科学研究」不断地揭露出科学家们的「学术活动」其实和政治人物之间的斗争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科学研究」的谈法被广泛接受了,那0科学「客观」、「中性」、「真理」的坚定主张就会成为梦呓了.
三、科学家究竟在怕什0 在索可事件中、索可一再地说,他跳出来炮打批评科学的「文化研究」者、绝对不是因为他怕「文化研究」者对科学会有什0威胁、而是不满「文化研究」者的胡言乱语污蔑了科学真理的真实性.可是,如果索可不在乎「文化研究」者、那又何必一般见识地弄得轩然大波这样反倒是让人们想:能让崇高的科学家大费周章地挑战的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索可事件与其说是来自索可个人的动机、不如说是科学界普遍的忧虑:科学的光环要如何继续维持从十七世纪起,现代意义下的科学家就需要费尽心力地说服各种可能的财源支持者、除非他像拉瓦锡(Lavoisier)那般有著身为贵族的财富.当科学家面对工匠的竞争时,就会宣称自己的「理论」的优越性,绝非动手不动脑的人可以比拟的.当科学家面对国家的预算审查时,就改弦易辙地说他们的研究不是象牙塔中的理论研究,而是扎扎实实地能对国计民生有所助益.一次大战中的化学家与二次大战中的物理学家都在战争中努力研究如何杀人而受到重视.在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格局中、不分共产阵营或民主阵营,科学家更是成为各国的天之骄子.
然而、到了九0年代,不仅是冷战结束使得军火工业所支撑的科学研究遭到重大的经费挫折,人们也越来越要求科学能对生活上的问题有所贡献.特别是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越过温饱的阶段后,渐渐地会希望生活品质能够改善,就会将当下文明社会的诸多问题都指向科学的「误用」、如人际的疏离,环境的恶化,生态的破坏,0滥等.既然以前科学一再地论说当今文明进步都是科学的功劳,那0现在的文明问题自然就是科学的责任了.在儿童福利,残障协助,妇女福利,老年照护,儿童教育等都亟需经费挹注之时,国家为什0要花费数百亿元去将两个原子撞看看会有什0结果月球上的石头已经采回来二十几年了,究竟对於人类的幸福有何增进也就是说,科学现今若要向社会伸手要经费时,需要想想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是人类文明必要且无可取代的.(美国科学家应该感叹美国人得到诺贝尔奖太多以至於不稀奇了,不像台湾因现今只有一个诺贝尔得奖者愿认同台湾,因而他的一番话就可使国科会研究经费年年调高10.)因此,在科学家们渐渐感到光环不再的时刻,对於人文领域的批评就会相对地敏感.否则,相对主义或是社会建构论的经典之作都出现在八0年代中期前后,索可等科学家何不在当时就发动炮火科学家虽然在冷战结束后感到阵阵地秋意,政府部门也不见得愿意见到科学的光环就此消逝.从二次大战之后,科学界固然得到政府的丰沛资源而为之昌盛、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也因有科学界的支持而在过关与推动上更为顺利.并不是说政府的政策具有正当性之后,再寻找科学家来进行研究;相反地,政府政策的正当性常常是来自科学家的背书,因此,不管是军事,政治,经济,种族,外交等方面的议题,都可经由科学的包装而成为正当.然而、当各方人马对於政府的公共政策有所质疑的时候,为政府政策背书的科学家与科学知识也连带地受到牵累,而在争议中逐渐使其信度(scientific credibility)受损.
若以台湾的案例来看,究竟要不要建核四厂,及贡寮乡居民要不要接受核四厂是个政治议题,而如果要建、应该选择怎样的地质地区、以及应该如何建厂则将是科学的问题了(科学中自有其另外政治运作的问题).然而台电及在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政府执意要建核四厂,其最大的「科学支持」就是来自核工界的教授们.如果连核工界都反核、那0核四厂还有生存的机会吗因此,政府与台电的拥核策略就是要抢发言权:只有核工领域的专家学者才懂核能!既然核工专家都拥核、如果只有核工专家才能决定要不要建核四、那0政府与台电就稳操胜券了.然而、从八0年代中期以后,却蹦出一堆各式各样的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来论证核电之不可行;再加上适逢解严前后的社运风潮,政治上反对势力与地方环保团体的结盟,真是令拥核势力大伤脑筋.特别是核工专家被贴上利益标签时,他们的科学信度更是元气大伤.也就是说,科学家的信度受损是因为他所支持的政府政策受到质疑,而不是因为他的研究有瑕疵.
再来看七年前台湾宣布要发展人造卫星时的争议.一九年九月十九日行政院长李焕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宣布科学用人造卫星计画成为正式的科技政策.在此人造卫星计画中、政府将在五年内投资一百亿元、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前(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发射一颗两百磅的科学用人造卫星.当天,李焕在立法院表示、此计画将用来收集太阳表面电浆分布的资料,并可测量太阳的直径有多长!这个说法稍后就不见了,因为对於一个靠加工出口维生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花费百亿元去测量太阳的直径有多长,实在找不到正当性.不管其后这个人造卫星计画的「科学用途」从测量太阳直径,变成研究台湾上空的电离层,再变成参与「国际太阳地球能量耦合计画」、再变成海洋照相(现在究竟是什0 ),都需要奉科学之名来进行、特别是想藉机转移国外的发射技术时.另外,当数百位科学家三度联名质疑国科会对此计画决策的程序正义时,成大航太所与台大应力所此两个与国防部有密切关系的学术单位立即跳出来创造更长的连署信来作为政府决策的后盾.上百万名员的连署信不是会更长吗为什0需要孜孜不倦地做研究的科学家们汲汲於联名呼吁(还好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不管连署信的名单有多长,民众看到的是科学家们相互指责对方的不是;这个时候,科学家的信度又再一次受损了.
由这两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政府与科学界有著共生互利的关系.然而、科学家们基於不同的考虑及反省、在环保议题,在核能争议,在生态保育方面,都有可能自相分裂地站在敌对的立场.面对政府政策上的争议而有相互攻讦时,科学家们的学术信度事实上是受到严重影响的.台湾的情况如此,美国方面更不遑让,甚至加料如近几年来多起的窜改资料,假造数据的科学界丑闻,都使得科学界的光环为之消褪.在这样秋风瑟瑟的时刻,文化研究者又落井下石地大挖科学活动的墙角,怎能使索可这般自命捍卫科学真理的战士不站出来
四、以科学家看待科学的角度来看索可事件的发展英国爱丁堡学派之「Strong Programme」主张社会学的态度应该是探求因果(Causal),不偏袒(Impartial),对称对待(Symmetrical),反身自许(Reflective).我们可以用这个原则来看看索可事件作为一个学术发展的案例,其发展究竟是符合科学家们认为科学如何运作的模式,或是符合主张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研究」的想法.
科学家们对於科学如何进展的看法,在严守「科学是客观及中性」的信念下,通常认为科学的发展历程是个不断地贴近自然真理的奋斗与努力、不管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或是「知过必改、善莫大焉」、都表徵了科学家们在研究的路途上,是不畏任何权势的威逼,而以追求真理为唯一的鹄的.在这般意识型态下,波柏(Karl Popper)的否证论也就特别受到科学家们的欢迎.(相对的,虽然逻辑实证论坚决支持科学,且努力替科学建构哲学基础、但却没有多少科学家理会逻辑实证论的复杂辩证.)否证论的基本主张是认为能被否证的学问才是科学,而好的科学就是有高度检验性的学问.科学家们固然不见得能充分了解波柏否证论的丰富性与可能性,但却撷取「否证」此词来符号式地使用,以「证明」科学是不断地扬弃错误而走向真理的.
如果我们以「否证」及「扬弃错误」等作为标准来看索可事件,那0,既然索可已经「证明」「文化研究」或「科学研究」没有能力研究科学,那0《社会文本》应该在道歉之余,以后也就不要再对科学擅自发言了.而不仅是《社会文本》应该重新以相互尊重的态度来面对科学,就连「科学研究」的衮衮诸公最好也要记取教训、不要再对科学的尊严有所「侵犯」.(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教授Norton Wise申请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於九七年五月被该院科学家否决,又是一个「不听话」的下场)
然而、索可事件的「证明」或「否证」究竟对谁有决定性的影响索可事件固然对《社会文本》及其编辑是一记重拳,但《社会文本》及其编辑就因此而退出江湖吗若他们继续在学术圈中活动,以后就不敢再碰科学议题了吗「科学研究」者会因索可事件而就从此对科学噤声不语吗全世界各大学的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或以「科学研究」为名的系所就因此而学生锐减,老师流失,或甚至招不到学生吗换个角度来看,这几年美国科学界的丑闻不断、不仅低温核融合事件令人瞩目,诺贝尔奖得主的实验室传出伪造数据更是令人震惊.这些丑闻的震撼威力当然远远超过索可事件,但美国科学界有因为这些丑闻对於科学信度的「否证」而应声倒地吗科学家们当然会说:「从那里跌倒,就从那里站起来」、再加强社群的自律检查就是了.因此,这些严重的科学信度丑闻并不会损害美国的科学发展.既然如此,索可事件又何能就此将「文化研究」及「科学研究」予以「否证」
五、以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研究」来看索可事件的发展主张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研究」的基本上认为科学知识是当下的科学社群与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actors)之间相互作用之后的妥协或共识产物.科学社群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且统一的个体,其间的成员有可能在某些议题上,基於不同的关怀而分裂.而科学与社会也不是两个截然划分的对立体在相互影响;反倒常常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就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来看,科学实验的结果或报告就是科学知识吗如果投到学术期刊却被退稿,那还是科学知识吗如果获得期刊刊登了,那就是科学知识了吗(由此可看出知识的「社群共识」性格)如果从来没有人引用呢(百分之九十五的科学期刊论文的命运是如此)如果有另一篇立场相异的期刊论文来打对台,那谁才是科学知识(两篇都有坚强的实验与同侪认可)如果科学家的见解不容於社会大众与其他领域的科学家,那还是科学知识吗(如以前的核四案及现今的拜耳案,科学家又要对「愚昧的民众」叹气了)
整个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极少能由任何一个「决断实验」(crucial experiment)来决定,反倒常常是在反覆辩难中渐渐地形成共识.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会先建立自己的桥头堡,并努力将可能的盟友(包括非科学家的任何势力)纳入自己的关系网络,同时将自己学派的势力不断地扩张,占领各个重要的学术位置,特别是关乎到经费分配时.当此学派的力量强过其他势力或散兵游勇时,此学派的主张通常较有可能成为所谓的科学知识.由於此联盟成员之间有著共同利益,因此发生「事故」时会相互支援,充分体现了「唇亡齿寒」的感受.
以上述的想法来检视索可事件,可以说索可的这记重击不会对「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科学研究」能在学术上有一席之地,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由科学界来主导,而是由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公共政策学等领域的坚实基础上出发来检视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内涵.由此可见「科学研究」的盟友资源相当的丰厚.虽然索可自称以其中等的人文素养配合其逻辑推理能力、就足以评论任何历史著作;然而、若没有足够取而代之的竞争性成就,则再多的批评都是蜻蜓撼大树.如果索可因此而真正投身到「科学研究」中、以坚实的史料与细密的论证来为「科学理性」辩护,未尝不是「科学研究」之福呢.再者、在索可事件中、出面支援索可火力的人不多,除了温伯格以诺贝尔奖之尊算是重量级外,其余的火力无足可观.以这般的火力要封住「文化研究」及「科学研究」的嘴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何况,「科学研究」界几乎都还没有开打呢.
另一方面,科学在二次大战后已经与政府,军事,产业等建立起坚固的联盟体,在相互扶持下,彼此都活得很愉快.但是随者生活水准的提升,生态保育意识的逐渐普及,与对人类文明的反思、使得科学的政治,军事,产业等盟友一一地被质疑与挑战,而相关连的科学也就三不五时地被挑出来质疑一番.而八0年代以后,「科学研究」更从科学家的行为生态、伟大科学家列传,与「科学与社会相互影响」等议题跳出、直接切进去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将科学知识的社会政治面向透明化.「科学研究」的成果无疑地会削弱科学以往的真理光环,对於科学联盟无异是雪上加霜.当然,科学联盟的实力庞大,不是权力边缘的「科学研究」可以立即撼动的,在没有提出足以取代科技文明的生活方式之前、也看不出科学有崩溃的可能性.不过,随者科学的诸多盟友不断地被挑战与改变,科学本身也会相应著有所变迁.高能物理在超导对撞计画(SSC)的受挫、以及绿色科技的抬头,可能是个端倪吧.
六、从革命到被革命在科学家自己宣称的科学史中、科学一直被塑造成对抗迷信的启蒙者、特别是面对宗教的时.可是,徵诸历史却找不到几个宗教科学家的例子.越来越多的科学史研究显示、哥白尼的《论天体旋转》在出版后五十年中没人注意,更遑论「」了,而罗马教廷也从未禁过此书.布鲁诺是因政治因素而被火刑,而不是因为日心说主张.伽利略所受的「宗教」是经院哲学家假借宗教之手为之,当时倒是有几位枢机主教支持伽利略,而伽利略本身也是坚定的天主教.至於达尔文的「物种源始」一书主要的困扰是来自物理学,胚胎学,分类学,地质学等科学学科的批评,而不是宗教上的压力.换句话说,科学家所宣称的科学受到宗教,究竟是怎0一回事再来看科学如何破除迷信.炼金术与占星术就当今观点来看是迷信而进不了大学的殿堂,联考也不会考.但是伟大的牛顿(Newton)是不折不扣的炼金术士、而刻卜勒(Kepler)则是宫廷的占星师.他们同时在做科学与迷信的事,难道不会人格分裂吗从刻卜勒在一七一九年出版的《世界的和谐》一书中可看出其宇宙神学,宇宙和谐的观念,对占星的肯定态度,新柏拉图主义与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色彩等.对於刻卜勒这位神学宇宙论者而言、寻求上帝创造宇宙时的建构原则,以颂扬上帝的伟大,是最重要不过的事了.在《世界的和谐》一书中有数十条定律,定理,与命题,除了后世所谓的「三大行星定律」之外,其余以现今科学的观点来看,几乎都是「可笑的迷信」、例如太阳系每个行星都有其「行星乐谱」.为什0科学家们的科学史还要颂扬刻卜勒为伟大的科学家呢为了塑造科学的真理光环及争取各方的支持、历代的科学家们一方面以「启蒙」的姿态出现,因而拿宗教与「迷信」作为论述上的祭品;另一方面,为了「客观中性」的中心思想,也就只取光明伟大的一面,而将不符合「政治正确性」(politically correct)的史实忽略了.
许多王朝的开国君王都是以「起义」的姿态、「」而开创新局;但在传下数代后,却成为另一个「的」而被起义革掉命.二十世纪的许多政党在以「反,反特权」的清流形象出线后,却在掌权多年后面临到「」、「特权」的指责而下台.科学在以宗教与迷信来塑造自己的清新形象后,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新的宗教与思想霸权.科学因与政治,军事,产业的同盟结合而快速兴起,却没有思考这个同盟关系是否是「浮士德」式的交易三百年前伽利略为了维护他所坚定信仰的天主教,为了天主教会的将来,而希望将科学与宗教分开处理;伽利略所要批评的是以亚里斯多德为发言根据的中世纪哲学,而非天主教.同样的,「科学研究」不必然是索可眼中损害科学尊严的敌人.科学以其「理性」光环而在社会上获致崇高的地位、并得以和政治与军事结成同盟,在此荣耀下要科学家放弃「客观」与「中性」的坚持、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就像当年宗教面临新力量的威胁时一般.然而、科学的同盟者在冷战结束后有著相当大的转变,不但其力量不再如前般地强大,许多过去不可告人的情事也逐渐地被摊在阳光下,这对於科学信度的损害尤甚於前述的伪造数据案例.因此,如果科学家们能先平心静气地反思自己学科内运作的社会政治性格,重新审视所谓「科学理性」的、逐渐地将自己真实的面貌呈现在社会面前、那0科学将来所面临的社会冲击,将会大大地降低.在此意义下,「科学研究」不但不是反科学的胡言乱语、反而会是科学自省的诤友.只不过,要科学家们有如此的省思、还不知要多遥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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