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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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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1904~1944 )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吴其昌、字子馨.浙江海宁人.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是大学者吴世昌的胞弟,著名诗人徐志摩的表弟.早年曾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北平考古学社,中国博物馆协会及北平禹贡学会.历任广西容县中学教员,天津南开大学及北平辅仁大学讲师,国立北平图书馆特约编辑委员,国立清华大学专任讲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率领妻,弟赴南京哭陵绝食,逼蒋,不久被校方解聘.1932年8月,应邀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1942年兼任历史系主任.此外还兼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编委、中文图书审查委员会委员,文,法,理,工四科研究所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委员,文史研究所研究生指导教师等职.在武汉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中国古代史,金文,甲骨文, 古代文字学,宋元明清学术史,清代学术史等课程.对甲骨文和宋,元、明,清学术史尤有研究.在总理纪念周上,运用丰富的史料,经常为武大师生作抗战爱国的演讲.1944年4月23日在乐山武汉大学病逝、年仅40岁.患病期间,冯玉祥将军亲自为其寻医送药,赞赏其抗战爱国热忱.著有《金文历朔疏证》(8卷本),《金文世族谱》(4卷本),《读词》等.
治学的态度和救国的态度(1932年11月21 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
主席、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兄弟学问很浅、而且不善说话;本来打算除了上课以外,不愿多说一句话.但是现在国家情势,严重到如此,实在深深感觉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训.深深感觉到栋折榱崩,侨将压焉的危惧.国家的不幸、那苦痛是不分智愚贤不肖的,所以救亡的责任,有大学问,大才智的贤者、固然要去尽大的责任,我们这类愚者、不肖者也应该拿出一分一厘小的力量来贡献.到现在,是同舟共济,也可以说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自己.所以兄弟把蓄积了好久的一点意见、趁此机会说出来,请大家商量,指教.如果能收一丝一毫的效果,就算尽我一丝一毫的微力.
中国20年来内乱的主因.中国内乱20年了,非但中国人民痛心疾首;连我们的友邦也在那里叹息.这个老大的古国,几时才复兴啊于是乎一部分人、陷入于绝对的悲观.固然,一件事轻易不应该乐观轻易乐观,便是的主因.但是我个人以为中国现时的扰乱,也不必肯定悲观.我总觉得中国20年的内乱,是自然的,是事势逼着的,是合乎定律的,是有代价的,是不虚空的.何以故我们知道,从一个旧的时代走进一个新的时代,那么,一定应该有一种新的文化来代替那个旧的文化,新的思想来代替那个旧的思想.举凡一切伦理,道德,法律,礼俗,习惯,概念,都是整个一套的,都有一个中心思想来做它的核心的线索.我们为方便起见、总括名之曰:文化.必须这新的文化,与新的环境相适合,然后人与人的关系,家与家的关系,团体机关与团体机关的关系,这部社会与那部社会的关系,都有一个共同信仰,共同概念,共同遵守的规律,而乱源平.现在,中国是已经走到一个新的时代,而没有一种新的文化来适应它、安得不乱辛亥以后,旧的文化,思想,已经随着物质生活的革命而消失了.新的时代,已经随着物质科学而俨然来临.然而、适应这新的时代的文化,还渺茫没有头绪.因此由于文化,思想的失其中心、所以一切一切的事情、都失其平衡.譬如没有成立一个新的伦理中心、那么父亲和儿子,弟弟和哥哥,丈夫和妻子,各有各的伦理概念;伦理解释,相距很远,一家之中怎么能够平静不起冲突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妻,多时时处处有冲突的可能,那么复杂的社会里面,团体和团体怎么能够不起冲突学校怎么能够不起风潮军阀更不必说,怎么能够不起内乱本来,单位与单位之间,自然不能绝对利害一致;利害相反、自然要争.必须有一个共同信仰,高悬在上,然后人类能用理性来抑制利害.如果没有共同信仰,牺牲没有心灵上的代价,谁肯傻瓜让步这样的军阀而不内乱,是简直没有天理.所以我说:中国20年的内乱,是理所必然的,是有代价的.它的主因是:
(甲)已经走进了新的时代,而尚未完成新的文化.时代,文化,不相适应.
(乙)文化思想失其中心、故国家一切一切失其平衡.生活,思想,不相适应.
旧的文化,是适应着旧的时代的;所以它能够维持下去,一直到了现在.举个例来说,自从宋儒以后,他们认为皇帝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所以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忠于国家民族的缘故而致敬皇帝、又是人生至高无上的道德.这种运动成功以后,历宋,元、明,清一千多年没有一件弑君的案子,并且没有一件渎君的案子.哪怕你是秦桧,韩佗胄,贾似道,刘瑾,严嵩,魏忠贤,甚至于西域靼子阿马合,整个天下,抓在手里、却不敢渎君.假定有人违犯了这个规律,那一定父不以你为子,子不以你为父,妻不以你为夫、在这样的空气下,这样的伦理观念,中心思想下,皇帝才能一纸命令,黑龙江总督着降调广西巡抚.皇帝、是动力的泉源;但是皇帝的力量,是谁赋予他的是一种文化,思想赋予他的.因为、你如果反抗圣旨,你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手下的卫兵,都有诛你的危险,你根本就不能生存,还遣哪一个去替你内乱.所以,除了民族革命外,一千多年没有像这样的内乱.我并不是羡慕这种文化,它、在它的时代,自有它的光荣.我们现在,应该恭恭敬敬地送它入历史博物馆去.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它同样有力而适应于我们时代的文化.
回头看历史上的文化与内乱:
第一、我们发现:凡是一个文化的创造期和死亡期,必有内乱.原来,一个文化也和其余有生机的物类相同.佛家说每人都有一度生,老、病、死.无论何种文化,也各有它的生,长,老、死.一个文化的生产和死灭的时期,生活于这文化的人群,一定会起一种变乱与纷扰.我们可以说先秦至东汉末、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创造文化的产生期和衰亡期,而战国和三国恰恰两期大乱.因为一种文化初生,各派争鸣,大家想征服异己;一般的人、不知适从,这是乱源.到衰亡期,失去维持信仰的能力、所以又要乱.自唐末至清中叶,是中华民族第二次创造华梵结合文化的产生期和死亡期,而五代和今日,又恰恰两期大乱.历史上告诉我们,是清楚了.
第二、我们发现:凡是别一个文化侵入这个文化,必有内乱.这好像别人的血、注入我的血管之内、那么无论它将来的结果是如何的有益,而现在一定要发大寒大热、感觉极大苦痛.东汉以后,印度和的文化,大量地送入中国,而六朝时代,恰恰一场大乱.鸦片战争以后,欧洲的文化,大量地送入中国,而现在恰恰一场大乱.历史上告诉我们,更清楚了.
现在的中国,逢着这两种必乱的交点、乱怎么能够幸免还恐怕靠物质科学的进步,战争技术的敏捷,交通时间的缩短;乱20年,也许就此侥幸定了.要不然,恐怕乱二三百年才完、都说不定.
第三、我们发现:新的时代,有一种新文化产生,自然安定.譬如先秦时代,文化正在怒生的时候,造成大乱,凭你涵盖一世的英雄豪杰,齐宣王,魏文侯,秦孝文,都不能统一中国,始皇勉强统一、只13年.到了后来,汉高祖以一市井无赖,安安稳稳,开了数百年的统治基础.刘邦的志愿,智力、才能,哪一件能及齐宣魏文始皇的百一.这不是他的力量.那么是谁的力量呢这实在是儒家征服他家以后统一思想发出来的力量.我们试读两汉书的儒林传,文苑传,党锢传,独行传和其他重要伟人的传,就很明白看出他们一模一样,一个典型范子里出来的思想,议论、行为、就明白了.
所以,现在中国急切的,诚恳的,需要一种新的中心文化,以消弭乱源.
再回头来看现在走到生死尖角的中国.中国的危机、可称现在已经走到生死关头的尖角,这不必是丢了东三省才感觉得到.东三省不丢,那严重也是一样.这不是故意造作危词、以耸动人听,而且如果不从根本去谋培养,即使用飞机大炮把东三省夺了回来,将来还是要丢.经过这次的教训、如果人人循着正轨,咬着牙干了下去,第三次新的现代中国文化,居然产生.以这个文化做了全国共同信仰的核心、国族的灵魂有了系属,皈依、归宿,然后努力分头去干无数生产的事业,一个中国土地,就是一个欧洲;有这样广大土地和悠久历史做背景,那时中国,毫不客气地就此复兴.反看,因为没有中心思想,所以更乱;更乱,所以更穷;更穷,所以更受人欺;更受人欺、所以更穷更乱,辗转到无底坑里;现在已经到了米都要吃别人的了.经过这次的创惩,而仍旧没有希望、将来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恐怕不会再有中华民国这个名词、都不一定!现在是临到了复兴和灭亡的尖角!
所以,我们责任的重大,可以惊心.而且真真负责任的,还只有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是国民中的中坚,是一般民众的先知,先觉;是国家未来的灵魂,主宰!
究竟这个新的文化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决非兄弟的浅学所能臆度,预测.兄弟只能贡献一些我们现在应该准备的态度:
说到我们救国的态度,兄弟愚见以为我们救国的态度,该有两种样式:
(甲)烈妇的态度.
(乙)节妇的态度.丈夫死了,马上可以跳井,上梁、刎颈,慨慷殉节,随丈夫于地下,这是烈妇.这样行为、可泣,可歌、可敬.丈夫死了,并不、吞着眼泪,咬着牙齿,含辛茹苦,奋斗几十年,抚大他的遗孤,成就很伟大的事业,学问;完成丈夫未完的志愿,这是节妇.这样的行为、更可泣,更可歌、更可敬.我们的态度,究竟采取哪一种呢采取甲种、那么,立刻起来去投义勇军、到东北去和我们的敌人拼命!这是烈妇,无任敬仰,万万不可少此男儿.含辛茹苦,任重致远,奋斗数十年担起复兴中国的沉重担子,这是节妇,更可敬仰,而且是国家实质的骨干.
不过,以难易而言、当然节妇比烈妇艰难十倍、伟大十倍.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烈妇不能假的,而节妇也许假的.烈妇牺牲生命,这无法骗人的,而节妇中途可以偷偷嫁人.所以现在政府所标榜的长期抵抗,以原则而论、全国国民应该绝对同意,绝对拥护.但是长期抵抗,也许可以变成长期偷懒,而马上去投义勇军的,倒不能假.
所以我们应该用烈妇视死如归的精神,来担负节妇吞泪咬牙,长期抚孤的苦行.我们救国的态度,似乎应该如此.
现在,谈大学生时代的责任和工作.态度明白以后,谈到工作.政府有政府的工作,积饷,积械,积钱,剿匪.这是政府的长期抵抗工作,我们除了监视它的勤惰以外,无从越位参加.而我们呢我们的责任实在比政府大,而我们的工作在哪儿我以为凡是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个个有直接创造中国第三次新时代文化的天职.万一如果这个时代尚未成熟,还不够产生新文化的话、至低限度,也应该毅然负起间接催促新文化产生的责任.于是乎,说到我们治学的态度,兄弟愚见、以为我们治学的态度,也应该有两种:
(甲)贡献生命的诚恳.
(乙)真积力久的精诚.关于第一点、我个人冷眼观察中国民族的病根、对于这点实在痛心、而且寒心.诚恳的反面,是虚伪,刁诈,欺骗,儿戏,轻狂,敷衍.这是精神上的鸦片毒.我们从显明的地方去观察,譬如恋爱,这是一件何等神望芳洁的事,然而现在中国青年,连谈恋爱也欠缺诚恳!好像哥儿小姐们吃了饭没有事做照例地来一套玩艺儿,把戏.恋爱,是关系终身的幸福,切身利害如此之甚,还是视为儿戏,那么将来为社会,国家服务,岂有不把社会,国家当作儿戏养成这样的习惯,国家哪能不亡学问,更不必谈.尾生的故事,不必问他真伪,然而发生在先秦时代是事实.这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在先秦时代内心生命力的灼热和真挚.所以先秦时代的学说,是这样的灿烂!所以,我以为诚恳,是一切一切学问的根本态度.无论哪一种学问,我既然做这一种学问,我就把整个身和心贡献给这一种学问,我就拼命去做这一种学问,我就情愿用我的生命去换这一种学问.立了这样一个诚恳,真挚,忠实的宏愿,学问决计不会不造到最高一层.明显的例子:别人做词、雪月的玩意儿罢了,而纳兰成德呕出心血来换它.朱子注四书,到死的那天,还修改《大学》诚意章.高则诚做《琵琶记》,填到吃糠一句,滚在柴堆里哭得不能起来.王实甫做《西厢记》,到西风紧,北雁南飞,呕吐鲜血晕倒.我举的例,固然不伦不类,但是他们多是用整个生命,去换他们的学业.所以他们能在各个不同方面,造占各个至高顶峰,永远不朽的地位.做学问第一个根本态度,应该如此.不但做学问,而且同样适用到做人.
第二种态度,是荀子发明的.这是荀子极大的一点.他在《劝学篇》上说:真,积,力、久、则入.我们细细咀嚼这真,积,力、久四字.真,一点不虚空.积,一点不放弃.力、一点不躲懒.久、一点不怠息.脚脚步步踏实.得一分积一分,得一寸积一寸.不求速效,不计时日,无厌无怠地努力下去,即使移山填海也会成功.所以荀子又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锲而不舍、金石为开.又说: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决不是荀子的应酬文章,这每一个字,都是他积几十年的经验锻炼出来的.我们应该把这四字当做四盏明灯,深深地体认,受用.像浇花一样,只要你合着培养的方法,不计近功,不求速效,勿助长,勿揠苗,无厌无怠地一天一天合法灌溉下去,它一定会开出灿烂的花来给你看,只要它生机不死,眼光放远一点、不要专看目前、也看看10年20年以后.可是千万不要到汉口九华公司去买绢花来扎上去,以自欺欺人啊!
所以新的文化的产生,要自然成熟产生的,连创造者自己都不知道是我创造的,这才是真的新文化.可是,千万不要满肚子怀着我要创造新文化了,关了房门,咬着笔做一本新文化就算.这不是新文化,是新八股,是扎绢花!我们做学问的态度:是曾文正公说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是荀子说的真,积,力、久、则入.而且、这也不单是做学问,同样适用于做人.
结论:是下列的三句:
(一)治学的根本态度,是和做人、和救国,和其他一切一切的根本态度一样的.
(二)只有这种态度,才有真正创造新的文化的缘会.
(三)只有新的文化产生,才能给中国以新的生命.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45期)开国的士风与亡国的士风(1934年5月21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兄弟今天把个人盘旋在胸中的感想说出来,请诸位先生指教指教,同时也和诸位同学切磋切磋.
中国现在是临到一个危急存亡之秋,这是任何人所知道的,不用兄弟多说.用人来比、凡是一个人病到危急存亡之秋,那么他的结果,无论如何,不出两种:一种是死!一种是病愈.病愈了以后,照例的不但健康恢复、而且反加胖了.
在过去历史上,我们的祖宗,这样危急存亡的病也生过好几场.病的结果,也曾死过,也曾病愈而更加胖过.我们现在要死呢要恢复健康而加壮呢那我们先得看看:死的病象是怎么样的恢复健康而加壮的病象是怎么样的假定中国是一个人.那么组成这个人的机构,怎么样的呢我们以为:它的手,足,骨,肉、血、心、肺、肝、胃、肠.一切最主要、最基本的肢体,器官都是耕农分子和附属于农村的手工业分子,小买卖分子.只有耳,目,口,鼻,舌、脑,少数感觉器官,领导器官,是士的分子.大型的商贾呢,在外国也许不同、而在中国呢,永远是居于人体的赘疣,骈指,盲肠.等地位、有也罢,没有也罢,有时还要作祟.而华胄贵族,以至于达官,显宦,军阀.之流、他们在中国这人体的地位上,是属于疽,痈,疮,烂肉、脓液,鼻涕,耳墨.之类,凡是一切败血、吸血、腐血的东西属之,不但是不必要、而且于卫生绝对有害,而且是损伤元气的惟一罪魁.以上的观察,虽然说得不大恭敬,但是,事实是这样.从上古三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构成中国整个社会的有机细胞组织,都是如此.
所以,竟可以这样地说:构成中华民族的基本元素,只有耕农,手工业者和士.
走死路呢走健康的路呢今天以后,那要全看做民族耳,目,心脑,神经的士、如何领导这个全体诸位是士.兄弟,惭愧得很,不能躬耕,也只得勉强算是个下等的士.我们既然做了民族的耳,目,如何不看看从前我们祖宗死的病症是怎样加壮的病症是怎样呢先讲两个非常普遍、脍炙人口,我们祖宗病中的故事.有一回,我们祖宗,病到危急存亡之秋,而终于昊天罔极的.暂以魏晋六朝为代表,那时候的青年信仰中心的王衍、被胡儿石勒掳到了,就拼命磕头劝石勒做皇帝、要求不死,但是到底杀了.(《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像这类的士、可以拉上几车.《颜氏家训》篇上所记的故事,尤其著名.
齐朝一士夫、尝谓我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0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够了!这样的士、不必多,只要有一个一粒种子,培养长大起来,国家不亡,是无天理的.
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国家病到垂危,而在农村中间,挺出几个种田的书呆子来,曾,胡,罗,左,彭.等、勘平了国家的大难,使国家恢复健康而反加壮.我们就讲彭玉麟罢,在他求解兵柄的奏折上说:臣少孤苦零丁、佣书养母.咸丰二年,丁母忧未终,适遭粤逆之乱,义愤所激、遂应曾国藩之招、墨从军.非敢云移孝作忠.当国家多难之日,义不得顾私情也.臣素无声色之好,室家之乐.性尤不耽安逸、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伤,积劳多疾,未尝请一日之假,回籍调治.终年风涛矢石之中、虽甚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诚以亲服未终,而从戎,既难解免于不孝之罪,岂敢复为惜身家之图.臣尝闻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臣母丧未终,出而从戎,专以灭贼为志.今贼已灭而不归,近于贪位.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而退无义.伏惟皇上中兴大业,正宜扶树道教,整肃纲纪以振起人心《彭刚直公奏稿》卷二).
他另外一个奏折上说:臣与曾国藩,初起义旅.其时自将弁以至士卒,大抵非书生即农夫也.不知有衣服玩好之娱,不知有功名势位之乐,不知有趋跄应对之文.当时湘军所以胜人、不过两端:曰朴曰勤.(全卷详酌水师事宜折)这样的人格,千载之下,还是叫人肃然起敬!这样的国士、不必多,也只要一二个,领导民族,埋头猛干下去,无论如何,这个民族,会复兴的.
从表面上来看:凡是亡国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是生长于都市的,生长于富贵门阀、锦绣业中、绮罗队里、生长于一个追逐个人的,的享乐环境之内的.历史上有名的南朝、金粉文明,贵游子弟,文茵,锦囊,薰衣,剃面,焚香,传粉、绿蜡0,白玉尘的人们,都是代表.
凡是开国的士大夫、大概都来自田间,或来自清贫孤寒之家.要不然,即使生于都市,也深切地知道稼穑之艰难,农民之苦痛的.或许亲自胼手胝足,躬耕过.像东汉的马(援),祭(遵),三国的诸葛(亮),晋之刘(琨),祖(逖),温(峤),陶(侃)、唐之魏(徵),褚(遂良),宋之欧阳(修),范(仲淹)、明之刘(基)、方(孝儒),以及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张(履祥),陆(世仪),颜(玄)[元、李(恭)[0,最近之曾,左,彭、罗.都是代表.
以上有许多是属于先天的环境(譬如生下来就在富贵之家),不属于我们的自由意志,人力所无可如何的,那有什么法子想呢但是,属于我们自由意志范围以内、是我们士的分内之事,也尽管多着呢,这是我们不能返身求之自己的.
关于这一方面士的分内事,也可分成两节来讲.
属于积极的:
第一、凡是开国之士、都有一个向上,向高的灵魂的主宰,都有一种崇高的理想,远大的鹄的,做他终生行为的动力.所以孔子称志士、仁人、孟子说士尚志.没有这点灵魂,这点动力、任何事业,根本不会发生.好像没有火种、决不会起火一样的明白.而亡国之士呢,彻头彻尾,支配了理性,支配了命运,支配了灵魂!彻头彻尾,是一个一切一切以个人的,的享乐为本位的活尸!
第二、有了崇高的理想,远大的鹄的,第二步的培养功夫、就应该发出三种的心和力.一种是自尊心、一种是自信力、一种是责任心.自尊心是种子的抽芽,自信力是发叶,责任心是生干.譬如孟子说,以齐王,犹反手也,当今天下,舍我其谁也,他坚决地相信,他人能够把天下弄糟,我也一定能把天下弄好.《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记魏徵和封德彝二人在唐太宗面前辩论、封德彝以为大乱以后,天下不容易上轨道.魏徵以为大乱以后,天下更容易上轨道.最后唐太宗同情魏徵.这显而易见的唐太宗和魏徵自信力的坚强、所以猛干下去,产生了一个贞观之治.宋朝的范仲淹、二程子,张载,王安石,学问和事业,完全不同、而他们四五人的行状,碑志,本传,年谱上,都不约而同地说先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后来,因他们所生的影响、居然改观了整个天下.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卷十三论亡国亡天下的一条上说:观哀平可变为东京,五代可变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他这样地自信.又说.至于天下之兴亡,则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这样地自尊和自责.不错,从明末那样的士风,居然会变成清代中叶以前那样的士风,清圣祖固然有力、吾想顾亭林的力、决不比清圣祖小.再说,曾国藩在做秀才或孝廉的时候,就做了一篇文章《原才》,劈头就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所向而已.他竟是这样相信他可以领导天下走入兴国之路,走入复兴之路.
这三种心和力、培养滋长了你这点理想,主志,扩充大来,自然一种开国,创业,牺牲个人、而为群众谋福利的宏愿.
范文正公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曾文正公说: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他们到底忧的是什么国家弄糟,与他们什么相干别人都毫不忧,他一个人为什么要忧忧了以后又怎么样这值得我们嚼一下滋味了.
第三、但是事业成功的条件,单发宏愿是没有用的,必须具有正确,远大,敏锐的知识.这一点是事业成功失败的基本胚胎.我常常这样地想:中国的同治中兴和日本的明治中兴,时间是相同的(明治元年,同治七年),空间的形势是相同的.同治中兴的主角,是湖南一隅的湘军、明治中兴的主角,也是鹿儿岛一隅的岛士.同治中兴的领袖,不过曾,胡,左,罗,彭.几个人;明治中兴的领袖,也不过严仓具视,后藤元烨,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几个人.然而结果,一个早已烟消雾灭、一个到现在还赫赫炎炎,这究竟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最大的不同、就在知识方面罢了.当他们派心腹重臣大隈,伊藤之流、出洋吸收新文化,新知识,新制度的时候,中国的中兴主角,固拒现代文化,曾文正也只知道船坚炮利而已,左文襄深恶洋人、彭刚直反对铁路,而拆卸上海至吴淞轨道,沉之于台湾海峡,这是鼎鼎大名的沈葆桢干的.那么,我们后学对于这班中兴前辈的人格,道德,精神五体投地佩服以外,至少他们那时的知识正确,远大,敏锐的程度,远不及彼邦的主角.这一点就决定了80年来中日两国的命运.想着还有余痛.
但是,曾,左,胡,罗.诸位、在九泉之下,羡慕着我们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完备的大学,供给我们以丰富的现代知识.如果我们还不能利用,而轻易放过,如何对得起前辈的鬼.
属于消积的:
凡是开国之士、都有一个高洁的人格,严峻的气节.而亡国之士呢,是以人格卖钱,以气节换饭的.这一点、在今日中国以为国风的世界中、是应该砥砺、提倡的.
记得:中国今日是在危急存亡之秋.可以死,可以加壮!
记得:士是民族的耳目!
记得:我们是士!记得了以后怎么样呢请我们回去各自抚心反省一下.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02期)中国本位所需要的青年和文化(1935年5月6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
今天是5月6日,明天五七、便是东四省的券二十一条提出的日子.今天,就可以说是国难的前夜,站在这儿说话、实在叫人不能舒服.离开五七纪念,差不多20年了.20年来,我们的国难,不但没有一些转机、而且一年深似一年,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究竟中国少了些什么值得我们细细想一想的.
全国的学者、为此苦闷,也花了20年的脑力去想;枝枝叶叶,发表了许多意见.直至最近,有南北10位有权威的教授,发表其所谓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提案.一切枝叶的方案,没有这个提案来做基础、压根儿就无所附丽,先谈不到好坏,更不必说有益有害.所以个人对于10教授的宣言、十分中心共鸣.
不过,我的意见和10教授也有小小的不同.我不大懂得文化是否可以有地方本位、有中国本位文化,那末是否可以也有河北本位文化或江苏本位文化虽然历史上也有所谓浙东学派,皖南学派,但温州人是否一定要做陈,叶的信徒徽州人是否一定要守朱,戴的家法也是疑问.所以我的意见、以为文化不必有地方本位、但希望文化效用所及的目的,是可以有地方限制的.而且可以统盘筹划,加以人力去调剂,平衡的.所以本文的意旨,绝对不是讨论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何种地方性质的文化,而是讨论以中国的复兴为本位、那么,应该需要怎样的文化应该需要怎样的青年去负荷这文化中国现在究竟缺乏一些什么飞机大炮不错,是少的.但是比20年前总多一些.何以国难20年后,反加深几十倍呢进一步说,物质的建设,科学的智能,不错,是落伍.但是比袁世凯时代是进步多了,这也是事实,不可否认的.何以国难不减轻反而加重你说是建设与科学失效吗那又是大谬不然.再换一方向去观测,中国24年的物质建设,科学智能,比先进诸国,固然差得很远;但是比之日本庆应二年的情况,文野之别、也是差得很远.但是何以日本庆应二年,草昧野0之世,曾一变而成明治复兴的大业,灿烂光明.
而中国已经有若干的建设和科学的基础、而国难反加深呢何以一样的欧洲科学,人家有天大的收获,而我们的收获,小得躲在显微镜下呢我们去想想,我们去再想想,这决不是皮肤病吧!我们中国究竟少了些什么呢
我说:少了一种开国的建国的根本精神.用一个工厂来比说.现代的先进诸国,是一个大规模工厂,机炉如山.日本的庆应二年,是一个土式机件笨陋的作场.现在的中国呢,是一个机件粗备的小规模工厂,那机件倒是舶来原货.机件和驾驭技术,譬如物质建设和科学智能.中国现在,是机件粗备,而机件都动不了!缺少什么呢另外都不少,单单缺少推动机器的火力、燃烧力.这一点火力、这一点燃烧力、就是我所谓开国的精神,建国的精神.真有火力、真有燃烧力、那么,虽然只有一个土式的,机件笨蠢的作场、但是它会动,动的结果,自然有收获,有进步,一步一步地变化到机炉如山的大工场、日本是也.装了舶来的新式机件,但是一灶冷灰,绝无火焰,反弄得不是机轮轧死了人、就是失其故技、以致饿死,而反在那里怀疑科学不灵,建设无益,中国是也.
一个国家,民族,复兴的征兆,一定要有若干志士仁人、烈火猛烧着它的周身、领导着无数无数的民众,白热灼心、万众努力、按着一定步骤去埋头猛干,及至抛头换取,去推动一切的物质建设,一切的学术智能.那么方才可以万端齐进、万效俱收.日,土,意,俄,德,还不是镜子还不是
所以本文所要研讨的是:开国的建国的根本精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提出来请大家赐教.个人的意见、分成三个方面来讲:
一、目的老老实实地说,不说吞吞吐吐的话、所谓中国本位所需要的文化,决不是可不可复古,能不能西化的问题.也不是X学为体,Y学为用的问题,更不是西化应否全盘或局部问题.既不是读经救国,也不是骂经救国.因为这都不成问题的.好的,我们自然去采用.管他的娘家是西,是中、是今,是古.反之,也是一样.如果有人说:来自西洋的,怎么样好,我们也不要.或者说:凡是中国古人发明的,怎么样好,我们都反对.这个人也许是,你满可不必理他.所以10教授所谓存所当存,去所当去.我以为等于饭之当吃、砒霜之当不吃、是不用说的(听说还有反对的人、这真是高妙得非浅陋所能测度了).我们当前的问题是怎样解除国难,复兴国族,建立开国基础、造成一代学风的问题.
我们看看,中国当前的病根是:0贫物质的弱愚抽象的私所以我们以现前的中国为本位、老老实实,干干脆脆,讲句亮话、是需要:富强智公00简单明了,只此四个目标,别无目标.我们应该向这四个目标,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总动员埋头干去.凡可以达到这四个目标者、古不古,西不西,我们都要!反之,凡可以陷到贫、弱,愚,私四个深坑的,古不古,西不西,我们都不要!暂时不谈王道,虽然王道本身无罪;暂时放弃大同、也知道大同是人类最后归宿;暂时牺牲中国固有的道家思想的退婴,无为、不抵抗,见侮不辱,唾面自干.一类的见解.相同性质的西方圣人所说的打你左耳光、一并送上右耳光去请打的教训、也只好暂时心领奉璧.同样的印度哲人所倡的主静,出世,灭寂,割肉喂虎,碎大地为微尘等一类的学说,也只有暂时割爱.以上所述的义谛、是不是对合不合真理我现在哪里有胆量,有资格去批评!不过,这样的人生观与文化,与现在的中国本位根本不能相容、那是很清楚,人人所能见得到的.因为依照上列的义谛、那么,它的逻辑一定要落到人家抢你东四省、你何不连东五省一并奉送的结论然后止的.
为达到中国本位所急切需要的上列四个目标起见、我们目前急切所需要的思想,人生观,文化,应该以勇猛、前进、奋斗,吃苦,服劳,务实,不可侮,大无畏,有死无退.一类义谛为依皈.这思想,这学说,到底是中国的呢还是西洋的呢还是两处的圣人都有的呢这暂时可不用你管,让哲学专家写哲学史的时候去分析吧!
二、精神
第一、立志.不必像宋明理学先生一样的,立一个笼统做圣人的志.但人人必须立下一个不论范围大小,而但求功效切实的志.人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宜,智力能力范围以内、择定一种可以达到中国本位的富、强、智、公四目标部分的责任,毅然负荷起来.人人应该对于他的生存,赋予一个意义、找寻一个前途、一个计划,一个理想,乃至可以说是一个野心.
第二、无论是做学问,做事业,你的目标立定,工作找到,责任负起以后,你就应该发一个宏愿,下一个深誓:没有成绩,死不甘休.悲哀呀、我们感觉到中国现在对于学问,事业,肯发宏愿,肯下深誓的人太少了.光彩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以前、我们中国的和尚,往往有身无半文,发宏愿募化十万,百万黄金来造庙,烧一个指头,再烧一个臂膊,甚至烧身为烛、骨成灰而庙造成.吾家乡(浙江硖石镇)修智标塔、全邑富绅数十年闹不成功.忽然一个讨饭和尚叫做三林,他发愿说:我来修.这几乎使富绅老爷们笑掉牙齿.他还没有烧指烧臂,但是24年以后,十几丈高的宝塔矗立云表;还多好几万银子,又修了一条石桥寰秀桥,又铺了几十里石路.我要普天问问:何以我们建造我们国家的热心、不及和尚们建造他们的庙!何以我们的爱国,不及和尚们的爱庙!吾想,只要你肯用这样的精神去干,那是无事不成,无学不就的.
第三、无论是做学问,做事业,当你工作到一半的时候,都应该像欧洲宗教家以身殉道的精神,生一种以身殉事,以身殉学,以身殉职、以身殉国的责任心.以你整个生命,去换你应尽的天职.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你的事业,永远是依样葫芦,没有出路;你的学问,永远跟着人家尾巴,不能超过人家!
三、态度关于态度的讨论、做事业和做学问的态度是不相同的.以做学问而言、文,法,理,工,医,农.各科又各不相同的.再以文科而论、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态度不必相同.文学家又和史,哲学家不必相同.但是,有最要紧,最基本的三点、乃是通贯乎事业,学问,一切一切的.
第一、忠实.一切的进步,由于精密.精密生于准确.准确产生于忠实的态度.据我的浅见、科学的基本条件,只是不撒谎.有一丝一毫忠实的反面态度:撒谎,马虎,虚浮,掉玄虚,那么,严格地说来,这学问,这事业,根本就不能健全成立.谈不到准确,精密,进步,差得更远.
第二、耐忍.据我的浅见、无论何种学问,大概并无深奥,只有细密.门外汉只见个大轮廓,或者连大轮廓都不够见.所谓专家,别无神秘,不过于某一部分,研究得细之又细,密之又密.于此我们知道:任何伟大的事业和学问,都是一步进似一步,一缕细似一缕,千条万绪,千辛万苦得来的.克服这千条万绪,千辛万苦,只有耐忍.如果我们有一丝一毫耐忍的反面态度:潦草、偷巧,躲懒,怕麻烦,那学问,事业,能够有结果吗我们自己想想!
第三、毅韧.据我的浅见、任何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时间的成就.可怜中国数十年来都希望着奇迹的降临!希望有立刻摇身一变的成就!对于国家呢,希望它摇身一变而立刻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他不好,你来;你不好,我再来,循环地推倒流血.对于个人事业,学问呢,有的自怨自恨,何以我不能早点有伟大的发明,收获因而失望、灰心、松懈,而终至于退落.我们努力毫不加紧,反而随时随地都希望成绩的速就,早成,立刻见效,这正是懦而贪.现在我们要彻底觉悟,一反以前所为、我们要努力毫不放松,而期限应该放宽.应该深切了解涓滴之漏,可以穿石的意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意义.上至国家,下至个人、都应该有一个20年,30年长期计划,按照步骤,自强不息地继续埋头努力下去,看看到期的成绩如何!
以富、强、智、公,为简单明了的目标;以勇,进、苦,劳,实,为我们暂时的人生观的信条;以肯立志,肯发宏愿,下深誓,肯抱身殉的决心;守忠实,耐忍、坚毅的态度,去负荷上列的人生观的信条,而达到上列的四大目标.我想,所谓中国本位、所谓此时此地所需要、就了吧如果玄妙者在,则非我狭隘而浅薄的见解所能及.
我这样想:真有这样的呆人、(就是伟人)不必多,只要有四五个柱,去做一切机器的原动力、苦干20年或30年,(快是不行的)决无疑问,国难一定解除,国族一定复兴,一代的风气一定展开、好让我们子孙来遵循.我坚决地这样相信.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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